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初期活动主要是推进民主宪政运动。但国民党顽固派很快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同时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，扼杀民主宪政运动。1940年12月24日，重庆报纸公布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，总名额由上届200人增加至240人，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沈钧儒、章伯钧等均被排除在外。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深感失望。
    1940年12月下旬，黄炎培、梁漱溟、左舜生、张君劢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，讨论时局，酝酿联合。
    24日当日，黄炎培、梁漱溟、左舜生“不期”在张君劢家聚会。梁漱溟语：“彼此感慨同深，遂发同盟之论。四人自晨至暮，议论整日，多所决定。”第二天以及27日，又接着谈（增加了黄炎培约来的冷遹、江问渔二人），并确认梁所作谈话记录。1940年12月，几人多次商议，梁漱溟又受委托找章伯钧和张澜，邀请加入，共同发起。几人约定来年二月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，命名为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。根据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经验，在蒋管区内受箝制难有独立性，说话没有力量，所以决定成立时先保密，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再揭晓。救国会一派如沈钧儒、邹韬奋比较接近共产党，为减少国民党找麻烦，“过一段时间再加入为好”。并约定来年二月再聚重庆参加参政会时，商定主张纲领、组织章程并推定负责人选。
    1941年1月，“皖南事变”发生，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，各党派“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”，加快联合和筹建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。2月24日，黄炎培、张澜向周恩来、董必武转达了意图、进展，得到二人支持后，25日召开发起人会议，与沈钧儒达成默契，救国会暂不参加，以突出“第三者”中立形象。2月25日至3月13日，黄炎培、梁漱溟、左舜生、张君劢、章伯钧、张澜、罗隆基、李璜等人，多次秘密召开筹备会议，推定梁漱溟、左舜生、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和宣言，章伯钧、李璜、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，并酝酿领导人选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准备。
    1941年3月19日下午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“特园”（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）秘密召开。出席大会的是各党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共13人，他们是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、江问渔、冷遹，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，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、李璜、林可玑、杨赓陶，国家社会党（后改称民主社会党）的张君劢、罗隆基（蒋匀田代）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（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）的章伯钧、丘哲，以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张澜。会议推选黄炎培、左舜生、张君劢、梁漱溟、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，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，左舜生为总书记，章伯钧为组织部长，罗隆基为宣传部长。同年10月，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，由张澜接任。
    1942年，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加入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“三党三派”的政治党派。（民盟成立时救国会虽不在其中，但从史料看是有沟通谅解和配合的。根据梁漱溟的回忆，梁漱溟一到香港即访晤邹韬奋，显然邹韬奋已得到内部通知。创办《光明报》时，多得救国会同人之助。因此虽然表面上他们未参加，却仍是协同着工作的。）
  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“贯彻抗日主张，实践民主精神，加强国内团结”，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。